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 王勤伯

英格蘭后衛特里皮爾由于2019年夏天從熱刺轉會馬競前，把自己將要轉會的消息透露給身邊親友，因而觸犯了英足總的博彩條例被禁賽10周。據西班牙媒體報道，馬競目前已向國際足聯相關部門提起上訴，希望撤銷特里皮爾的禁賽。但有斯圖里奇的案例在前，特里皮爾翻案的概率并不大。

特里皮爾原本有希望成為足壇新的博斯曼，但他很可能不會這樣做。這是因為，特里皮爾因涉賭受罰事件，涉及到球員本人和資本（博彩公司）之間的沖突，而且球員是明顯的受害者，但現行規則卻讓球員權益嚴重受損。

歐洲的絕大多數足球協會都有從業人員嚴厲禁賭的規定，不管是俱樂部的球員、教練還是工作人員，一旦被發現涉賭，處罰總是很嚴厲。而西歐國家雖然博彩機構林立，但準入制度審核嚴苛，而且彩民受到實名制、下注額限制、彩金封頂等諸多限制，從“規范化”角度說，西歐在這方面相當發達，而英國是最優秀的代表。

這是為什么在英國總是能爆出某球員涉賭、親屬涉賭等丑聞，近年大數據被博彩機構廣泛應用，讓博彩機構可以以最快速度發現異常投注的賬戶、個人，要想躲開此類檢查，只能尋找地下賭博或者海外機構，但這樣又是另一種風險。同時，博彩機構不僅有義務向警方報案反映異常投注，主流機構之間還有一個監控異常投注的聯網系統。

然而，這些規范化管理針對的是球員賭球、跨國洗錢等問題，卻沒有人對博彩機構自身的業務進行限制。前些年在歐洲各國都有過博彩公司贊助球隊、成為球隊胸前贊助商、命名球場等案例，引發了較大范圍的公共討論，到底博彩公司應該不應該像煙草行業一樣禁止成為球隊贊助商？

想想，直接把廣告打到賽場邊，觀眾們一邊看著比賽的進行，一邊看著滾動廣告牌上的博彩廣告，例如滾球投注，這是否侵犯了公共利益？是否在毒害現場未成年的青少年？

瑞典政府今年就響應足球界的號召，通過了一項限制博彩機構的法案。凡是在瑞典國內落地的博彩機構，全面禁止開盤青少年賽事，同時嚴禁競猜某隊幾張紅牌、誰得紅牌等可以讓球員“以自毀的方式獲利”的玩法。

博彩玩法最豐富的西歐國家、投注最自由的西歐發達國家是哪個呢？當然就是英國了。還記得押萊斯特城奪冠贏下的獎金可以買房的球迷嗎？這在意大利等國卻是不可能的，因為意大利法律規定，體育博彩最高單注獎金額度是1萬歐元，最高組合玩法的最高獎金是5萬歐元。

在英國，博彩機構為彩民提供的玩法可謂多種多樣，只要你想得到的事情，他們都有辦法設賭局。這也是為什么特里皮爾的親屬可以去買他轉會馬競——從賠率角度說，這是一樁格外賺錢的生意。

然而上文所說的法律盲區也就在這里：一名球員可能轉會另一個俱樂部，博彩公司為其開設賭局，在之前有沒有取得過球員的許可？如果不需要球員許可，不存在契約關系，那么球員為什么不能把可能轉會的消息告訴親友？尤其是去國外踢球，這往往是個重大的決定，甚至在一開始就可能需要和親友商議，征求意見，是個人最基本的權利。

因此，保護博彩公司對球員轉會去向開盤的權利，球員把轉會消息透露給親友卻被視作一種罪行，這本身是資本壓榨人的體現。博彩公司自己開盤，也是因為得到了內部消息，為什么普通人根據自己范圍內力所能及的消息來投注，就一定是作弊？一個彩民需要對足球陌生到什么程度，他買彩才不算作弊？

英足總對球員嚴厲處罰的背后，實際又是不敢拿起法律武器和博彩機構去理論。尤其是博彩業近年在英超英冠英甲贊助了很多球隊，搞他們，俱樂部也不一定同意。但長此以往，只針對人，而不針對資本，其實又是足總巨大的失職。未來特里皮爾這種模糊地帶的案件一定還會頻繁發生，球員如何能夠命令自己身邊的每個人都不許去偷偷下注？

中國很多人誤信了高曉松的狗屁理論，認為比賽都是根據亞盤的上下盤被博彩公司操縱的，機構和球隊聯手制造假象，誘導彩民去買錯誤的一方。實際球員如果真的涉賭，他們的賭博方式比投入1塊錢最多掙1塊錢的“亞盤”隱蔽和高明多了，球員要出手，就一定是1賠N的回報才有價值。而博彩機構越來越多的競猜選項方便了此類操作，例如雙方在前15分鐘各進1球，剩余時間真打，而兩隊的投注都是前15分鐘的進球，這樣回報很高，賺足了錢，剩余時間真打也可以說不是假球。瑞典的新法案要求博彩機構停止對一些非主流賽事開滾球，正是一種針對性的措施。

但不是所有國家都像瑞典一樣敏感，意大利曾有一年在維亞萊喬青年足球邀請賽上，出現了某東歐隊最后10分鐘連丟3球的假球，博彩機構舉報了投注異常。意大利當時有人立即呼吁要求禁止賭博青少年賽事，禁止對非成年、職業賽開滾球，但之后這些呼聲都不了了之。

馬競和特里皮爾正在準備去國際足聯上訴，如果上訴不成，他們還有希望到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打官司。如果CAS也敗訴，他們可以上訴到瑞士聯邦法院，甚至可以上訴到斯特拉斯堡的歐盟人權法院，成為新的博斯曼，一個官司促成規則和大環境的改變。然而無論從時間關系還是球員、俱樂部目前的反應看，他們如果在體育司法內部敗訴，肯定就不會再繼續死扛到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