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馬德興報道

隨著9月杭州亞運會與12月汕頭亞青會相繼宣布延期或取消，中國99年齡段U23國足以及06年齡段U16國少兩支國字號隊伍將在年內失去家門口亮相的機會，中國足球在2022年唯一能夠讓人有點念想的，恐怕就剩下職業聯賽了。但時至今日，新賽季中超聯賽的重啟依然沒有明確消息。作為行業的管理部門，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聯合會(中足聯)籌備組以及中國足協自然成為眾矢之的，飽受詬病。但事實卻是：不是中足聯或中國足協不想早重啟，著實是受制于現實而難以自主。當然，隨著上海的兩支中超球隊在5月7日與8日陸續離開上海前往大連，意味著最大障礙暫時已得到解決，聯賽重啟的曙光在前方。

行業部門說了不算

坦率地說，當前疫情的沖擊與影響下，中國足球之于中國社會的現實可謂“毫無存在感”，這并非只是因為沒有成績，而是由它在中國現實社會中的地位與屬性所決定的，尤其相比就業、教育、分配、社保、穩定等老百姓所關心的五大民生問題，足球更是不值得一提。即便是就產業角度本身而言，也因其在各個產業中的規模與體量太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計。所以，在當前疫情防控下的復工復產復市過程中，足球根本就排不上號。

在這樣的大背景以及社會現實下，職業聯賽重啟成為難題。雖然中足聯籌備組以及中國足協一直在不斷努力，而且像北京目前也受疫情影響，中足聯籌備組以及中國足協的諸多工作人員都處于封控當中、無法正常上班，但他們依然以線上方式與各個俱樂部、賽區等保持密切聯絡，處理相關事宜，但許多事情并不完全由中足聯籌備組或中國足協說了算。

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還牽涉到另一個深層次的問題，也就是管理轄區與權限的問題。過去，外界在談到中國足球上不去的原因時，總喜歡用“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詞匯，認為是中國足球的管理體制出現了問題。所以，《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出臺后，明確要求“按照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原則調整組建中國足球協會，改變中國足球協會與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組織構架”，明確中國足球協會與體育總局脫鉤，而且，中國足球協會不設行政級別。這似乎是明確中國足協是社團法人的定位與職能。

但隨之帶來的就是中國足協作為一個社團法人，在整個中國社會發展現實中又遇到了全新的課題。以疫情后中超聯賽不得不改用的集中賽會制為例。在確定賽區時，中足聯籌備組或中國足協在與地方協商時始終處于不對等的狀態。因為中足聯或中國足協僅僅只是一個社團組織，而地方則是由政府部門出面，只有在行政體育主管部門出面的情況之下，地方政府部門才可能更重視，或者說是對等的，這是中國整個社會的行政管理體制所決定的。當前疫情下，像足球比賽這樣聚集性的活動采取的是“誰主辦誰負責、誰審批誰負責”的原則。作為中國足協或中足聯，當然可以說“我承辦我負責”，但問題是，中國足協沒有“屬地管理權”，也就是具體承辦的賽區、賽地不歸中國足協，這其中存在著一個“管理空檔”的問題。

于是，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中足聯籌備組以及中國足協出面聯系了那么多城市，希望他們能夠承辦中超、中甲或中乙聯賽，但最終同意承辦的城市并不多。在目前防疫抗疫的大形勢下，諸多城市不接辦當然很正常也很容易理解，畢竟足球在整個城市的建設與發展之中并非首要重任。

這就是中國足球生存的現實。外界不明真相的情況下，簡單地歸結為中國足球或中足聯辦事不力、效率低下、領導無能，將所有問題都歸罪于中國足協恐怕有失偏頗。畢竟中國足協根本就沒有可能行使政府或行政職能，僅僅只是一個“社團組織”。因而，中國足球想要真正有所突破和改變，如何在改革中解決這個根本性的問題已迫在眉睫。

賽區難定影響開賽

中超聯賽之所以難以重啟，一個非常現實的情況就是迄今為止賽區尚未敲定。

當前中國足球正處低谷中，不管是中足聯籌備組抑或是中國足協，一個共識就是希望2022年的職業聯賽能完整進行，而且全力以赴確保以主客場制進行。但疫情的反復，讓主客場制的設想不得不重新變更為集中賽會制。在被迫改成集中賽會制的情況下，中足聯籌備組與中國足協不得不重新物色賽區，即希望能夠像去年中甲聯賽那樣，將參加今年中超聯賽的18支隊伍按照去年的成績、以蛇形排列的方式，分成三個小組，然后再盡可能安排18隊完整地進行34輪角逐。這樣的話，至少就需要三個賽區。

所以，中足聯籌備組與足協聯手組成的考察小組先后考察了梅州、武漢、杭州、成都、昆明等多個城市，但不少城市相繼退出，到目前傳說中敲定了梅州、大連兩個賽區以及待定的山東日照賽區等，這其中就又涉及到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屬地管理問題。賽區的敲定并非僅僅只是城市所在地區的市一級政府部門批準同意便可以了，而是需要往更高一級政府部門進行報批、履行一系列的手續。在更高一級政府獲準后，相關的公安、防疫等諸多部門才會全力以赴予以配合。這樣，愿意承辦的城市才能夠正式反饋給中足聯籌備組或中國足協，明確究竟是否承辦。

這中間的流程、程序相當復雜，就像先前曾傳言武漢將承辦今年中超聯賽的開幕式，但武漢最終連賽區都不是，就是因為期間的流程尚未走完、消息便先流傳了，最終令人尷尬。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承辦中超聯賽的賽區之所以遲遲未能敲定，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不管中足聯籌備組抑或中國足協，本意還是希望能夠更高標準來主辦賽事。畢竟雖然是賽會制，但中超是中國足球最高水準的賽事，期間還涉及到一個向境外轉播的問題。高標準對整個中超聯賽的形象、賽區的城市形象乃至整個中國的形象都大有裨益。

像女超、女甲、女乙聯賽目前都已經順利展開或即將展開，相比而言要求就不算很高，畢竟不涉及到對外傳播問題，所以比賽就在基地內展開了。但如今，中超聯賽遲遲未能敲定賽區，從組織者的角度來說，還是希望能夠將比賽盡可能全部安排在球場內，而且這也便于轉播設備的架設等，希望能夠讓觀眾、球迷看到聯賽更好、更積極的一面。

客觀因素防不勝防

低谷中的中國足球人面對現實并未選擇放棄，但不得不說，各種客觀因素、場外因素常常令人防不勝防，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而且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就像中足聯籌備組與中國足協一直希望今年中超聯賽在12強賽結束、國家隊回國結束隔離后馬上就全面展開，希望能夠全面恢復主客場制，能夠打滿34輪。而且各方都在共同努力，包括像出戰亞冠聯賽的俱樂部派遣青年軍出戰，也是希望能夠不影響國內聯賽。

但疫情反彈，防疫壓力陡增，令各種計劃不得不一再改變。所以，原定的中超重啟時間已經無限期延后，這完全不是中足聯籌備組與中國足協所能左右的。包括像上海兩支球隊在7日、8日先后離開上海、奔赴大連，也是經過大量的溝通與協調后才得以成行的。不經歷其中，很難體會到其中的付出。

再譬如像如何應對杭州亞運會的問題，中國足協為讓U23國足能夠更好地進行準備，從去年就開始籌劃，讓隊伍在今年3月能夠順利跟隨國足一起西行，終于讓隊伍在時隔近三年后第一次打上了國際熱身賽。隨后，如何更好地備戰亞運會，足協與隊伍之間也一直在開會研究，包括與中足聯籌備組協調人員的抽調、聯賽的應對等等。但如今，隨著杭州亞運會的正式延期，讓先前的各種準備工作看上去是做了無用功，而外界也不會在意這期間各方付出了多少，但U23隊伍的準備并不會因為亞運會的延期而無需繼續了。

坦率地說，類似這些客觀因素、場外因素確實防不勝防。但無論如何，中國足球依然還要生存下去，中國足球人也不會就此徹底讓足球從中國社會中消失。疫情讓中國社會很多東西都發生了改變，但就像中國不會因為疫情而停止前進與發展的步伐那樣，中國足球也依然還是會堅強地活下去，今年的中超聯賽也肯定將會重新走進球迷與人們的生活之中。